带有深深德国古典哲学烙印的当前主流意识形态哲学，用某一特定的理想影响了我们多半个世纪，如今这理想淡出历史舞台，却无合资格的后继者。
带有深深德国古典哲学烙印的当前主流意识形态哲学，用某一特定的理想影响了我们多半个世纪，如今这理想淡出历史舞台，却无合资格的后继者。所谓天下者有德者居之，由于混淆了理论理想和实践理想之间的区别，糊涂于道德理想和法律命令的界限，取天下者无非是个人的主观意志而已，完全与客观的人民意志无关。
然而，这里并不打算讨论理想一词在哲学上的证立问题，即人究竟是优先为一个意识性存在物，还是实体性、社会学意义上的存在。作者敏锐地意识到《行政诉讼法》的历史地位，基于对峙作为公法的精髓，指出官民对峙使得公民通过行政诉讼而以公权力制约公权力成为可能，从而开辟出一条宪政之路，因此，其在中国政治制度史乃至整个文明史中具有里程碑意义。但那种所谓专制的家长则不然，总是直接将某一具体的理想强加给儿子，将自己平生未竟的遗憾寄望于子女身上。[19]比较阿列克西对原则的定义，见氏著：Theorie der—Grundrechte，Frankfurt am Main 1994，s．71 fr．在阿列克西所代表的包容性非实证主义法学看来，原则是道德域和法律域竟合的地方。假使法律要有自己的理想图景，而和谐社会也可算是值得参与权衡的行动理由之一，那么处于原则位置的和谐社会就必须是一个法治国家，必然内涵一个以对峙为核心的宪政结构。
这样一种理想状态的假设，同样出现在关于原始社会（又称为朴素的共产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的理论，以及贯彻其精神的社会主义宪法当中[16]。[18]参见陈端洪，《对峙——从行政诉讼看中国的宪政出路》，载《中外法学》1995年第4期。[21]参见拙文《权威与维权》，载于宪政知识网：www．xianzheng．com之《留学札记》栏目。
带有深深德国古典哲学烙印的当前主流意识形态哲学，用某一特定的理想影响了我们多半个世纪，如今这理想淡出历史舞台，却无合资格的后继者。所谓天下者有德者居之，由于混淆了理论理想和实践理想之间的区别，糊涂于道德理想和法律命令的界限，取天下者无非是个人的主观意志而已，完全与客观的人民意志无关。然而，这里并不打算讨论理想一词在哲学上的证立问题，即人究竟是优先为一个意识性存在物，还是实体性、社会学意义上的存在。作者敏锐地意识到《行政诉讼法》的历史地位，基于对峙作为公法的精髓，指出官民对峙使得公民通过行政诉讼而以公权力制约公权力成为可能，从而开辟出一条宪政之路，因此，其在中国政治制度史乃至整个文明史中具有里程碑意义。
但那种所谓专制的家长则不然，总是直接将某一具体的理想强加给儿子，将自己平生未竟的遗憾寄望于子女身上。[19]比较阿列克西对原则的定义，见氏著：Theorie der—Grundrechte，Frankfurt am Main 1994，s．71 fr．在阿列克西所代表的包容性非实证主义法学看来，原则是道德域和法律域竟合的地方。
假使法律要有自己的理想图景，而和谐社会也可算是值得参与权衡的行动理由之一，那么处于原则位置的和谐社会就必须是一个法治国家，必然内涵一个以对峙为核心的宪政结构。这样一种理想状态的假设，同样出现在关于原始社会（又称为朴素的共产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的理论，以及贯彻其精神的社会主义宪法当中[16]。[18]参见陈端洪，《对峙——从行政诉讼看中国的宪政出路》，载《中外法学》1995年第4期。[4]中国在近代的挫折，并不表明中国没有理想，而是因为这一理想乃是抽象理想，且缺乏更为具体明确、可贯彻这一抽象理想的原则规范意义上的理想。
[17]关于由巩献田引发的物权法争议根本上是一个当今宪法的性质问题，参见拙文，《认真对待社会主义宪法》，载于宪政知识网www／．xi．anzheng．com之《留学札记》栏目。而后者较之早前的共产主义理想以及大跃进则更为开明，非为意识形态上的改观，而是因为它的抽象性，由于具有抽象性，即便是以（政治生活中）排他性命令的形式出现，但却无法形成明确的义务和强制，因此，和谐社会除了带有很强的呼唤传统意识的成分外，并没有太多政治改革上的提高。因此，任何人在当下强调理想的重要性，希望自己的强调成为学术实践和批判深入下去的行动理由，抑或说通过批判生成新的理想，具体的理想就都是必须被期待的。类似的自由概念也是一样，卢梭这位被康德评价为政治哲学领域里的牛顿，他对自由的发现可堪媲美万有引力之处恰在于此：他假定自然状态中人自由地存在，所以在市民状态中却无往而不在枷锁之中。
最后，一旦权衡之后获优胜出，则必须成为行动的理由。但是，这样一种分析就其出自一个强调地方性知识的学者来说，可能并不适合我国的语境。
矜（即鳏）寡孤■廒疾者，皆有所蕃。关于此的进一步详述，可参见下文第三部分。
就此而言，当前的理想图景所面临的问题根本上是一个分析性的、规范上的问题，不是建立一个新理想，而是使既有的不同层面上的理想各安其位，从而找到实现理想的途径。货恶其■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恶其不出於身也，不必■己。参见邓正来：《中国法学向何处去——建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时代的论纲》，自序部分，特别是注解3。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畏。这样一种理想设定了人的目的，或者说人是合目的的存在，它预设了理想的必然性。[20]关于原则与理念之间关系的证立，见拙文《商讨理论中的人民概念（Zum diskurstheoretisehen Begriff des Volks》未刊稿（德文）。
以及宪法第6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然而，到该牧民去世时，骆驼的数量由于某些原因只剩下11头，无法按照遗嘱规定的比例分配，三兄弟为此争执不下，闹到法院，有幸碰到一位聪明的法官。
因为，恰恰是由于理想层面上中西文化具有会通处，才有了西方文化理想在我国这一异域文化中生根发芽的历史事实。如果没有假设人自由地存在，那么现实中的枷锁便也不复存在，现实中的人固然更可以逆来顺受，但由此恰恰折射出启蒙所开辟出的道路的深刻之处。
3．涵摄（如果，那么）。澄清对峙和理想的关系实为必要，也可说是对从对峙看中国宪政出路的进一步摸索。
但由于它的抽象性，暗示着它如果想要在现实世界取得规范效力，必须进一步具体化[11]。假设有一个理想状态存在，是很多自然法学家最常使用的方法，无论是洛克、孟德斯鸠、卢梭、康德还是当今的罗尔斯[13]。）或者仅仅是一个建议。著名法哲学家约瑟夫·拉兹（Joseph Raz）对这三者的区别予以详细的分析，在他看来，命令是具有排他性的强行动理由，而要求和建议相对要弱，其中，要求也可以成为一种行动理由，但需要在采取行动之前的诸理由之间进行权衡，如果其占据优势，则应该成为行动的理由，相比起来，建议则既不能成为行动的理由，也不是必须成为权衡的理由，它不过是人们思想观念上的理由而已[3]。
[5]注意，这里的理想作为要求实际上也是在法原则意义上来谈的，关于法原则之间的关系，参见R．Alexy，Zur Struktur der Rechtsprinzipien，in：Bernd Schileher／P．Koller／B．C．Funk，Regeln，Prinzipien und Elemente im System des Rechts，Wien 2000，S．32[6]事实上，邓正来想要表达的是：中国法律要有找到属于自己的理想的理想，但这样一个理想确切说并不能算是具体理想，仍属于抽象的有理想，就相当于每个人都要有找到适合自己的理想的理想，因此它并没有提出一个可权衡的对象，也就不能作为要求。当理想成为命令，抽象的有理想所具有的命令性质，就表现为每个人一生中必须有理想，不管什么样的理想，如果没有理想是不行的。
法官将自己的一头骆驼提供出来，正好凑足12只，于是顺理成章地按照遗嘱规定分配给三个儿子，其中老大6头，老二3头，老三2头，剩余一头还给法官。然而，细究作者的学理渊源，可以发现，对峙源于黑格尔的《历史哲学》（G．w．F．Hegel，Vorlesungen uber die Philosophie der Weltgeschichte，Felix Meiner，Hamburg 1955，s．78 ff），客观精神作为理念在历史维度上通过中介环节具体的展开，对峙属于中介环节，任何理想的实现都需要中介环节，对峙因此对于实现美好的政治秩序是必要的，也即抽象政治理想具体化的必要环节。
[14]涵摄（Subsumtion），是指一个法律适用的推理过程，也即法律规范在现实生活中的运用，其最基本的逻辑结构形式就是如果，那么。就是理想（Ideal）加上主义（ismus）
任何人承认抽象的公有理想，也暗示着，他接受了基本权利和私人财产必须受到法律保护，否则哪个谈理想就是欺骗。建国之后，公有的理想通过立宪成为一个实践上的外在强制性规范和命令，直接将抽象理念上的事物强加到现实和每个人的身上，尽管宪法（1954，1982）上规定有基本权利，也对个人合法所有财产提供保护，但都在一系列国有化和拆迁运动中化为一纸空文。究其原因，至少是忽略了一点：有理想不等于有某一具体的理想。因为，恰恰是由于理想层面上中西文化具有会通处，才有了西方文化理想在我国这一异域文化中生根发芽的历史事实。
因此，让我们先回到抽象的有理想。假使法律要有自己的理想图景，而和谐社会也可算是值得参与权衡的行动理由之一，那么处于原则位置的和谐社会就必须是一个法治国家，必然内涵一个以对峙为核心的宪政结构。
如果这种法律理想图景竟然能与西方的法律图景不谋而合，这也算不得是什么意外之事，毕竟我们今天使用的语言已经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来自于西方的知识资源。著名法哲学家约瑟夫·拉兹（Joseph Raz）对这三者的区别予以详细的分析，在他看来，命令是具有排他性的强行动理由，而要求和建议相对要弱，其中，要求也可以成为一种行动理由，但需要在采取行动之前的诸理由之间进行权衡，如果其占据优势，则应该成为行动的理由，相比起来，建议则既不能成为行动的理由，也不是必须成为权衡的理由，它不过是人们思想观念上的理由而已[3]。
而抽象的理想作为要求，作为可参与权衡的理由之一，实际上意味着回答，如何尽可能实现理想状态，因此抽象的理想作为要求实际上是道德原则和法原则，原则在罗伯特·阿列克西看来，是指理念的优化实现（Maximierung），因此原则暗示着在诸多具体原则之间进行权衡[19]。如果没有假设人自由地存在，那么现实中的枷锁便也不复存在，现实中的人固然更可以逆来顺受，但由此恰恰折射出启蒙所开辟出的道路的深刻之处。
